新年伊始，那些关心文学的读者一定想知道自己喜爱的作家们在1999年将写些什么和干些什么，而同行之间也想了解对方的创作近况。为此，记者采访了部分作家，请听他们的自述——
刘恒：今年有三件事，写长篇、读书、到乡下去
刘恒：今年还是按部就班走，大概有三件事：写一个长篇，读书，到乡下去。这个长篇早就和出版社说好了，一直没有完成，很想在上半年写完，然后就到乡下，北京远郊，我的故乡住一段时间。主要想读点书，呼吸点新鲜空气，也吃点环保菜。（笑）其实是想写点读书笔记。
记者：以前出过散文、随笔集吗？
刘恒：一直没有出过。
记者：今年还参与电影方面的工作吗？
刘恒：可能会参与一些，但不会太多，如果有好导演和好本子。好导演会有好的想法。
记者：以前都参与了哪些电影？
刘恒：《跟我走一回》（香港）、《红玫瑰白玫瑰》（香港）、《野草根》（香港）、《漂亮妈妈》，我都是编剧。
记者：《贫嘴张大民的幸福生活》是电影和电视同时套拍的吗？
刘恒：是两个公司拍的，毫无关系。我参与的是20集的电视剧，春节以后放。
张洁：我现在的生活目的很单纯，只想做个好作家，专心写长篇
张洁：《无字》第一部已经出版，目前正在写第二部，一共有几部可写。这样就不得不暂时忍痛放弃其它中、短篇的创作。
《无字》第一部完稿后，相当失落，也很舍不得，那些日日夜夜和我纠缠在一起的书中人物，就此永远地分别了。他们和朋友不一样，朋友有时还能再见，而小说中的人物却不可能再现，因为谁也不会再写一部同样的小说。
记者：今年还有书出版吗？比如说散文集之类？
张洁：我觉得散文是非常难写的，好几年才能等到一篇。几年前我对契诃夫的作品就有些想法，在心里游移，徘徊了很久，直到去年才写出《我很久没有喝过香槟了》一文，我的好散文不多，不过五六篇。现在不写随笔。
生活目的也变得很简单，只想努力做个好作家，专心写我的长篇，尽管写得很慢，但其乐无穷。也很少参加外界的活动，所谓“自绝于社会”，又不是一个很有亮色的人，我想大多数读者不再记得我，是很正常的。
记者：平常是不是也读国内同行的小说？
张洁：读的。比如王蒙、李国文、邵燕祥、余华、王安忆等人的小说。我很尊敬王安忆，她是一个好作家。一个作家越写越好是很难的，她却不给自己往下滑的机会，并且能够拒绝一个浮躁的社会，可能将人消融的多种诱惑。
莫言：正在创作长篇《红树林》，写的是一个女市长的心路历程
莫言：正在写一个长篇《红树林》，是关于城市生活的，写一个女市长的心路历程，2月底出版。今年也会写中、短篇，如果可能再写一部长篇，我的第一本散文、随笔集《会唱歌的墙》（人民日报出版社）刚出版，我写了30万字，选了16万字出版，我的态度特别严肃，否则我会把剩下的一半再出一本。到6月份，中、短篇小说集《拇指拷》（海天出版社）能出来。
王蒙：准备主编建国50周年中篇小说选
王蒙：这几年一直集中精力写“季节”，现在正写第四个季节，名字还没起好。其他还写一些中、短篇、散文、随笔。《王蒙说》（中央编译出版社）销得不错，此外作家出版社想出版建国50年的中篇小说选，我任主编，要看一些作品。
我少说一点，还是多采访别的作家吧。
余华：正在给《收获》和《读书》写随笔
记者：今年在创作上有什么打算？
余华：现在正给《收获》写一组随笔，是个专栏，定期的，一年6篇；同时给《读书》写些随笔，不定期，大概有两三篇。
记者：写随笔相对于小说创作是否意味着一种休息和调剂？
余华：不是。对我来说都是写作，写随笔就像写小说一样。
记者：今年是否准备写长篇？
余华：打算写长篇。
记者：有轮廓了吗？
余华：还没想好，没定下来。
记者：前两天在图书订货会上看到一张广告，你有一本新书出版？
余华：对。是随笔集《我能否相信自己》（人民日报出版社），我以前从没有出过随笔集。
记者：目前已确知的还有什么书出版？
余华：都是旧作再版。最近，我8年前的一部长篇《在细雨中呼喊》（南海出版公司）再版，开印就是3万册，《活着》去年再版时，开始印了1万册，到12月份已印了12万册，《许三观卖血记》印数7万册。
记者：大家都知道现在图书市场不景气，主要是文艺类书籍滑坡严重，你的旧作为什么还能卖这么好？
余华：我也不知道。出版社也没想到会卖得这么好。对出版社来说是有利可图，因此有兴趣，而这些书过去都没有好好出版过。
陈村：今年会写一些新的散文随笔
陈村：目前正在看以前的散文，要出一套散文全集，今年也会写一些新的、短的散文、随笔。
记者：今年会写小说吗？
陈村：可能会写，大概是中、短篇，不是长篇。这些年我一直没有写小说，称为小说家是徒有虚名了，1992年之后就写过一个长篇，就是1997年的《鲜花和》。
记者：一直没写，是由于身体不好，还是其他原因？
陈村：原因比较多，身体不好是其中一个，乱七八糟的事也多。另外，稿费也是一个问题。写短文章容易养活自己，报刊的状况好，稿费多点。
记者：可是长篇如果有市场，版税也很可观。
陈村：也没那么容易，长篇一旦超过5万本，就会有大规模的盗版。
记者：对于有实力的作家来说，在这样的年龄不写小说是否太可惜？
陈村：那也没有办法，许多作家写的都不是最合适的东西，写小说处境要困难得多。《鲜花和》我写了两年，发行15000册，据说反映还不错，销量也可以，我也没什么不满意。
记者：是否愿意有意改变自己，去写一些容易畅销的作品？
陈村：不会写。这不是清高，是写不来。太不堪的东西自己也不愿写，以能够生活为标准，不要指望什么，不要太功利，这样就可以比较自由地对待小说，没有压力，比较开心。
记者：现在身体怎么样？
陈村：很不好。医生动员开刀，关节很疼，去年需要拄拐杖了。对了，我写作是要挣医药费的。
韩少功：正在写长篇，内容很玄
韩少功：正在写长篇，内容很玄，不好说。《马桥词典》关注的是语言，新长篇关注的是语言之外的东西，海德格尔说：“语言是生命之家”，我不完全同意。中国古代有“言义之辨”，言外有义，意之外还有相，语言之外还有许多东西，和我们的生命存在有关系。
记者：今年还有什么书出版？
韩少功：在香港、韩国各出版一本中、短篇小说集，日文的《马桥词典》正在翻译，还出版法文的小说集和英文的散文集。另外，我有一本译作年初能出版，是我翻译的葡萄牙作家费尔南多·佩索阿的散文集《惶然录》（上海文艺出版社），前年我在欧洲时很受关注的一个作家，现在已经去世，中国人对他了解得不多，我觉得他值得介绍给中国读者。
记者：马桥官司打得怎么样了？
韩少功：终审已经开庭，可惜主要被告还是没来。法院是个说话的地方，因为每句话都要负责任。我相信这是一次普法的好机会。文坛混乱与浮躁已非一日，我们不必事事较真，但偶尔认真一次还是有必要的，于私于公都有必要。
记者：这件事对创作有影响吗？
韩少功：没什么影响。如果算工作日的话，整个过程也就有十几个工作日，主要交给律师去处理了。
方方：今年想把一部知识分子题材的长篇写完
方方：前年就开始动手写的一个长篇，今年想写完，是有关城市知识分子题材的。还会写一些中、短篇和散文、随笔，现在是这么想，不知能否完成。另外，就是办杂志了，《今日名流》已经改版，全彩，页码增加到80页，成本高了，担子重一点。元月份出版一个长篇《有个小孩叫冬冬》（湖北少儿出版社），此外有一本小说集（华夏出版社）、一本随笔集（明天出版社），还有一本法文版的中篇《落日》。
记者：每年都能出好几本书吗？
方方：市场经济以后，有些出版社主动来找，不过我的作品不属于畅销书，只是还能卖得动而已。
王安忆：写短篇小说
王安忆：我就说一句，写短篇小说。另外前几年写的中、短篇小说集今年出版（上海文艺出版社）。
刘震云：我现在一面学古文，一面学英文
刘震云：今年休息，主要是看书。
记者：我记得你在学英文？目前还学吗？
刘震云：正在学。现在我一面学古文，一面学英文，希望到年底时古文都过一遍，了解中国文化和汉语的来源，另外，英语达到阅读原著的水平。
记者：到年底时古文都过一遍，英语达到阅读原著的水平？那你的任务很艰巨呢！
刘震云：是的，很艰巨。我每天上午看英文，下午看古文。
记者：自学英文是挺困难的一件事，你怎么学？
刘震云：主要是两个方面：一个是阅读自己的英文小说，另一个是阅读英语作家的小说，目前正在看海明威的作品，他的句子比较简炼。
记者：学外语有时也挺枯燥的，你倒有兴趣？
刘震云：这和自己写东西不一样，主要是没有压力。
记者：今年会有什么影视创作吗？
刘震云：有导演想改编《故乡面和花朵》，我不想做。
记者：为什么？
刘震云：现在的影片制作大，成本高，画面也很漂亮，但创作者的激情是虚假的。为了做而做，肯定做不好。我现在接近40岁了，不想把精力放在不愿做的事情上。
徐坤：今年想完成一个长篇，目前在给
《女友》杂志写小女孩的恋情
徐坤：今年想完成一个长篇。
记者：可否先透露一些有关内容？
徐坤：不说可以吗？（笑）还要参加文学所当代文学室“50年的回顾”学术研究工作，主要是回顾建国以来的文学创作，我负责女性创作那一部分。另外，有一本小说自选集《鸟粪》（百花文艺出版社）出版，还有两本散文集《坐看云起时》（辽宁人民出版社）、《亲爱的自己，亲爱的你》（明天出版社）出版，想加入小女人行列，（笑）其实起了这个书名之后就后悔了，但想改正已来不及了。目前正给《女友》杂志写一个短篇《童女之舞》，是写小女孩之间的同性恋，也会随时给其他杂志写些探讨女性心理的中、短篇。
记者：你现在的创作探讨女性问题的内容比较多，是否和你正在做的学术选题有关？
徐坤：这方面写得多，是认为有许多东西可挖掘，有可写之处。
记者：你在写女性题材的小说时，是否对女性自身的、与生俱来的弱点有清醒的批判意识？
徐坤：对女性题材现在进行价值判断还为时过早。换句话说，我们不能单纯从价值判断上来评判女性，应该从社会、文化和女性的身体、感官上以及社会综合的因素来考察，这样才能发现一些新的问题。总之，这方面的空白太多了，需要大量的女作家来填补，女性作家在此很有用武之地。
叶兆言：今年会出版小说《走近赛珍珠》
叶兆言：今年《钟山》第一期发表我的一个长篇《别人的爱情》，写当代人的爱情，去年写了八九个月，20万字。
记者：你最近出版了一本《老南京———旧影秦淮》，写这样的作品和写小说是不是有较大的区别？是不是一种消遣？
叶兆言：区别不是太大，因为认真的程度是一样的。我有意识地避免写容易的东西，轻车熟路是可怕的，《老南京》对我而言有挑战性，从技法来说，它和我以前的写作有很多不同，只是在出版时它的主标题与副标题被出版社换了，我觉得很遗憾。写什么其实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有东西可写就行，这两天我刚拿到新房，正在装修，不能写东西，我就很不习惯，能每天写一点的状态很好。今年还有小说《走近赛珍珠》（云南人民出版社）出版，是“大家文库”中的一本，另外有散文集《录音电话》（湖南文艺出版社）出版。
记者：从写作的角度来说，你关心市场吗？
叶兆言：市场是个黑洞，其实无法预测，没有必要自作聪明。我当过编辑，深知这一点。风水轮流转，当你认为肯定赚钱时，实际已经晚了，出版社积压的书很多。我喜欢买书，从本能上当然希望自己的书也能多卖，但写作时不会考虑这一点，我买书时专拣印数少的买。作家唯一的选择就是写好自己的作品。
苏童：今年主要写短篇，不打算写长篇
苏童：今年主要写短篇，因为在《大家》有个专栏。也会写中篇，不打算写长篇。散文集《纸上的美女》（人民日报出版社）刚出版，文集第八卷（江苏文艺出版社）将出版，《米》再版。
赵玫：准备写写上官婉儿的宦海沉浮
赵玫：今年《大家》第一期有个栏目“凹凸文本”，要求从文本上有所尝试、探索，有可读性，约我写男人和女人的话题。文本的尝试对我也是一个挑战，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没有穷尽，探究男女之间各自的不同、不完美、难于合谐很有意义，也很有意思。为了写这篇作品我阅读了大量的书，这次写作是阅读的旅程，很愉快。尼采提出的许多命题对我的写作有指导，我希望这篇作品有小说、散文、评论的性质，语言要美，要有深度，当然这也是相对的。既追求一种形而上的东西，又完全化解在具体的情节中。另外完成唐代女性三部典：《高阳公主》、《武则天》、《上官婉儿》，今年写上官婉儿，全部资料都看完，整体构架也有了，写她作为一个知识女性的宦海沉浮。我的文集（五卷）今年将出版，最近出了一本《超低空飞翔》（湖北少儿出版社），同时还兼着《文学自由谈》的编辑。
李杭育：打算写一个关于诗人的长篇
李杭育：今年打算写个长篇，写一位诗人的，能写完就不错了。好多年没写小说，要写就认真写，准备工作已做了很长时间。还会给电视台搞些小剧本。
记者：音乐方面还在写什么？
李杭育：继续给《南方周末》写，有些出版社和图书公司也要有关老唱片经典的书，原则上我已答应。当然这些都是有点商业性的，主要是我本人爱好，这么多年也花了很多功夫。可能还会写几篇有关澳门的文章，我前年去澳门，住了一个月，但我不写应景文章，是要有好的想法才写。
邱华栋：我和李冯等人组成一个文学社团“浪潮社”，将会合作写些小说
邱华栋：今年写长篇《流沙传》，想写敦煌、楼兰，那些被流沙淹没的西域36个古国，是一系列中篇组成的长篇；还想写关于西北的长篇《西北偏北》，是一系列短篇组成的小说；我小时练过武功，想写关于中国武术的随笔。另外，我和李冯、李大卫、李敬泽等人组成一个文学社团“浪潮社”，每月聚会一两次，探讨文学，我们有个对话，将在《上海文学》上发表，还出了一本书《集体作业——北京实验文学的理论与实践》，并且想合作写小说，比如集体去采访一个事件等，此外在网络开设了网页“网上跑过斑点狗”，同时在《中华工商时报》上连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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